Constitutional Narrative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Normative Connot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Author: Qin Xiaojian Abstract: I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s not a one-way national moral intervention, but a valu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tizen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individual social interaction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constitutional sovereignty consultation structure, by the promotion of the ruling partys ethical character, the national goal mobilization, and the mass line,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promotes the acculturation of sovereignty structure with ethical entities of the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extends the legitimate logic of sovereignty to the meaningful construction of awareness identity, spiritual cohesiveness and cultural publicity in a multi-valued era.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constituted of the state, society and individual ternary isomorphism served as the substantive carrier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constitutional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lies in the constitutional value system transformed by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the normative system constructed by its guidelines, integrating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to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to create a space for public discussion on value disputes, and shape the coherent logic of the rule of law and rule by virtue, so as to achieve the structure coupling of individual autonomy, social acculturation, national enlightenment and government value neutrality. 注释: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宪法精神文明建设条款的规范结构与实施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6CFX0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是全党的意志所在，是人民的关切所在，是国家的前途所在，是民族的未来所在。公权力机关应当有严格遵守宪法法律的高度自律，切实做到依法行权。
四、立法机关应有提高规则供给质量的高度自觉。有赖于配套制度的齐备性。宪法全面有效实施，不仅是对宪法实施的要求，而且是对宪法实施要全面和有效的要求。《 光明日报 》（ 2012年12月22日 11 版） 进入 江必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实施 。七、宪法监督机构应有捍卫宪法尊严的高度自尊。
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有赖于宪法内容的与时俱进性。[20]参见前引[18]，查尔斯·泰勒文，第330页。
由此方可理解宪法第39修正案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意涵。在宪制结构上，这一方案要求在主权-政体-治理三个维度构建承认政治的制度架构——在共同体形式上，以条约宪政主义容纳不同文化间的主权协商，选择承认文化差异的主权共同体。家庭、学校、社区、职业组织等伦理实体作为自生自发的个体道德教化机制，在政府治理之外，创造出一种比个体道德力量更大的群体道德力量，从而以崭新的精神生活将个体凝聚在一起。[27] 不过，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的宪法规范内涵阐释，导致由社会主义统率的中国宪法价值体系被遮蔽于经典宪法的价值表达之下。
[37]参见张汝伦：《作为政治的教化》，载《哲学研究》2012年第6期。从实现路径来看，中国宪法采取了由国家主导的文化基本国策这一路径。
在持这一心态的人看来，这种主张无疑可获得宪法第24条第二款的支持。国家父爱主义心态体现在道德审查和道德入法等实践中。如列宁所言：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亦是理想的宪法，即以主权意志为背景规范的国家目标阐明与规范具化，并通过主权的动态结构所实现的主权意志变迁与阶段性调整。
单纯的个体道德自主，抑或纯粹道德教化指向的国家意识形态宣扬，如果不能纳入到特定的制度结构中，都注定无法取得实效。个体道德自主源于个体理性的自主运用，意在将自身塑造成一个理性、自主和道德自律的公民。然而，不加思索地就将中国宪法视为另类，似乎过于草率。[32]参见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问题》，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二是承认民族差异前提下的为维护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协商（宪法序言第11自然段）。另一方面，公共商谈空间的拓展，需依赖伦理实体的结构性支撑。
二、精神文明建设的比较学说与宪制资源 理性自主的现代公民是现代国家的基石。[28]参见前引[3]，任喜荣文。
这一主张获得宪法第47条文化权条款的支持。[46]客观来讲，如果社会伦理实体能够发挥其德性教化和价值濡化作用，绝大部分价值争议就可藉由伦理实体的道德力量加以消解。就当下而言，家风建设、社区精神和职业伦理的法律促进等社会建设举措，均指向社会重建，从而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为国家治理体系塑造根基。但如果忽视了作为教化资源的精神文明的生成机理，势必产生上述国家对公民进行单向道德要求的错觉。在此意义上，在社会冲突治理机制中引入价值争议的公共商谈机制，增强规范实施环节中政府与公民个体的沟通效能，对于矛盾化解而言，实属根本性举措。失去社会价值规约的国家成长为一个自我给定目标的价值实体，反过来给个体和社会供给价值，却遭遇以价值自主为名的不同程度的反对。
申言之，自由主义对公民教化的要求，并非如同古典共和主义那样地积极为之，但也绝非刻意反对，更多的是一种嵌于实证法秩序中的自然而然的态度——一切还是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立足于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核心议题，以公民政治权利与民主机制的修正为路径，通过疏通公民参与政治的管道、增强政治决策对公民诉求的回应，将多元主义背景下的公民协商导入代议程序的多数决过程，形成协商民主与代议政治的互补。
从宪法规范的视角，它意味着一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理想对封建主义国家形态的否定。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
职业生活以互助为基本道德规则。在宪法的叙事中，这种命运关联被建制化，并试图以常态化的制度体验，生发出关于同一性的多重想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认同，但客观而言，这一状态乃是由主权者、主权代表、国家意志三者背后的国家与人民的沟通陷入阻滞所致。[35]而其根本在于群众意志的主体性整合与动态性成长，国家从中汲取力量并推进建设。它首先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以观念创造现实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即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描绘，激发人们的理想热情，进行革命动员，最终形成革命意识、阶级意识和立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其深意在于，将公民理性导入政治决策过程，消除公民的政治冷漠，形成政治结构与公民参与的深度对接，由此实现以开放性民主框架锻炼积极公民的价值愿景。
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9] 由此可见，有关国家在社会道德实践中应采取何种立场，并非国家-个体这一高度简化的二元对立逻辑所能涵括。
个体是好生活的判断者、选择者和践行者。当然，共和主义模式的公民德性追求，也非对古典共和德性传统的简单复制——纯粹公益导向的公民德性已不复存在，而只能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公民德性。
或许我们沉浸于私人生活的境遇，以致忘却了这一根本性的关联，但这种命运的莫名联系，却总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自然不自然地笼罩于我们的心头。教化不仅体现为依托理性的自我成长，也源于国家的价值赋予，更依托作为社会性机制的家庭、学校、社区和职业组织的道德渲染。
批评观点认为，其理论底色是西方经典的价值中立原则，研究进路则沿袭文化权-文化国家的经典宪法分析框架。[42]参见前引[34]，毛泽东文，第899页。在此基础上，具有利益诉求的个体公民因利益驱动转换为富有参与精神的积极公民，以此型构公共领域，促成多元社会的理性共和，进而实现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同源互构。但是，政府的价值中立，并不意味着对国家教化使命的排斥。
在文本结构上，二者均位于宪法序言中。二是设置公民宪法义务。
文化基本国策是在文化领域中因应基本国情的全局性战略对策，是对宪法文化基本原则和目标价值的具体践行，表明特定时期由宪法确证的制度导向和实施重点。在实施路径上，精神文明建设侧重国家对公民的教化。
3.采取了基本权利-政治国家的宪法框架 现行宪法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宣示和基本权利列举，实现了国家治理的权利化指向。在规范结构上，这实际上是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元点相脱节所致，未能以人权保护作为五大系统的融贯基础，也无法为各领域冲突提供化解标准。
